圆桌论坛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

各位老师、同学，朋友们，

大家好！

接下来进入论坛四——全球变局中的改革与开放。此次论坛得到了宜信以及清华金融评论、未央网的大力支持，本场主题论坛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力量的角逐中，在单边主义逆流涌动的当下，国际规则和多边秩序遭受冲击，深刻影响着国际贸易关系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世界与中国面临共同的多重挑战。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过去的建设与发展征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历史上少有的、也被整个世界所公认的巨大成就。

值此全球化发展与国际贸易机构剧变的历史时刻，本论坛“全球变局中的改革与开放”为主题，探讨中国金融与经济的当下和未来。在本场主题论坛中各位嘉宾就会对全球变局中的改革与开放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首先允许我为大家介绍参与本场主题论坛的领导和嘉宾，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女士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李稻葵教授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   

今天上午郭树清主席对于中美贸易争端做了精彩的系统的全面的讨论。大家知道如果谈全球变局的话，变化最大的当然是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的变化，所以我们这场讨论既然是全球变局下的改革与开放，当然也离不开去讨论中美贸易关系的变化下的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下面有请我们的嘉宾发言;

 

鞠建东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文玲：谢谢主持人，谢谢邀请我参加这次会，我觉得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影响很大。关于中美之间的竞争博弈，的确我们正面临着百年之未有大变局，这个大变局“之未有”，而不是“已有”，不是让我们回顾过去一百年，实际上是现在的进行时，也是未来时。所以，这个百年之大变局，它的核心是大国的竞争与博弈，大国竞争博弈中聚焦点现在在中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第二大经济体。我想谈三个观点：

第一，从历史长河周期看这将成为一个大国关系世界格局，包括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转折点。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发展到当代，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新一代科技革命兴起，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云服务，还有新的产业布局、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还有世界的分工与交易，贸易量非常之大，而且贸易品里2/3是中间品，东亚4/5是中间品。

在这样的变局中，大国的竞争与博弈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一个大国的道德道义的力量，取决于一个大国它选择道路的正误，取决于一个大国对于全球事务、对于人类命运的基本立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变局中，中美两个国家比较，中国是站在人类道德道义的制高点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享，在第二届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有127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和我们签订了175份 “一带一路”合作的文本。这就说明“得道者多助”，人们看到的中国是通过互联互通，通过建立共享发展的新的格局来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动力。

而美国现在是封闭、保守、孤立，甚至是经济民粹主义，它的核心理念是美国第一，美国利益至上，要凌驾在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凌驾在全球的利益和规则之上。因此两相比较，我认为全世界看得越来越清楚，中国代表着前进，代表着开放，代表着未来。而美国现在正在大踏步的往后走，往回走。因而从历史长周期看，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时间在我们这一边，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在我们这一边。因此，未来在中国这一边。

第二个观点，中国必须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把做好自己的事情当成一个口号。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开放，实际上我们该开放的都开放了，按照WTO的承诺，百分之百的履行了。我可以跟大家负责任地说，WTO五年的政策评估中，WTO对中国高度评价，百分之百的履行了承诺，现在世界上的非议是不正确的。我们现在的开放比那个时候承诺的开放程度还要高，而且现在还在扩大开放，金融领域到明年意味着全开放。中国开放，我认为步子迈得大，改革，我们出的文件多，我们在报纸上、在文件上力度非常之大。我们在中美博弈中，面临的风险还很大，贸易、科技、网络、能源、粮食、军事等等，各个方面的博弈，我们都会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这急需我们改革，建立与我们与美国，也包括其他的国家，大国竞争博弈之间，构建新的体制机制。而这种体制机制不是在口头上的，不是在文件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能使人们感觉得到的真正有吸引力的体制机制。

第三个观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增加了我们的战略纵深感。我们除了过去的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崛起板块的这些角色，我们现在有长三角经济带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有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还有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详尽的规划。我们在创造无数个创新的制高点，但是在这些创新的制高点里，我们的核心还是要打造知识的高地、人才的高地、智力的高地，我们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战略纵深感越深、越广，我们未来在大国博弈中力量就越强。

谢谢各位。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李稻葵：每次参加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我都不由自主的发出感叹：清华大学在新清华学堂办论坛，而且三层都满了，只有五道口一家，你们厉害！祝贺你们！

五道口并入了清华大学，这对清华大学的金融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大，越来越明显。我自己虽然在经管学院，我经常跟领导谈个人的想法。我再次表示祝贺！作为经管学院的老师，我非常高兴来到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谢谢各位！

刚才两位专家领导讲得非常好，我从另一个角度跟大家谈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对于当前中美的贸易争端，贸易摩擦或者冲突该怎么看？第二，该怎么办？

怎么看当前的冲突，我想离不开两个最基本的判断。第一个判断，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本之根本是什么呢？就是中美关系的变化。因为过去一百年总体上讲是美国人花了50年时间从老二变成老大，然后再花50年时间坐稳老大位子的一百年。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但是心理上没做好准备。一战结束没做好准备，二战快结束，到了1944年才真正登台，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人当领导不容易，坐稳领导位子不容易，现在退下去也更不容易。

建东老师在美国20多年，我是15年，我们都是洋插队。美国的百姓和人民真是很可爱的，遍地都是非常天真，非常友好的美国百姓。建东，你读书的地方是农村吧？

鞠建东：我在中部地区，我教书20年。

李稻葵：读书也是农村，你是跟美国农民打成一片的，不简单。但是美国人很可爱，美国这个国家我坦率讲不适合当全球领导。你们不要认为我是耸人听闻，因为美国的国民性是它在17世纪初就形成的，这句话是已故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亨廷顿写的《我们是谁》中讲的。他说，我们美国人笃信上帝的，勤勉工作的，与世无争的，是小国寡民。它相信小政府，政府大了就会做坏事，因此从头到尾，政府的能力是不足的。今天在座的老外们我相信没有政府的官员过来。

第二句话，中央的判断，我们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这句话牢牢记住，只要我们好好应对，我们还能发展。刚才陈文玲司长讲得非常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二届，40个国家首脑过来了。我们的新闻联播经常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需要50分钟，国家领导来访问，你不给时间不行。我们都理解，这是好事情。

怎么应对？这两句话没变，我觉得要全面的理性的应对。美国人现在在全世界真的不得人心，不光跟中国有矛盾，跟欧洲、德国都有矛盾，我们牢牢把握道德制高点。去年的博鳌论坛，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习近平主席讲得非常好，去年的进博会，今年刚刚过去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都讲得非常好，第一条我们做到了。我们现在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他乱出牌，我们不能乱回应。

第二条，精准回应，比如说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是什么人？都是那些美国农民，建东老师，你过去教过的农民们的家长们，那些人支持他，要精准打击。告诉他们，你们这么干，伤的是特朗普的执政基础，你再补贴也补贴不来，政府一换就没补贴了。过几年，中国的贸易转到巴西去了，你就完蛋了。精准回应。还有一条特别要小心，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它们是反对的，现在不吭声，坚决反对特朗普目前打压华为的政策，因为三分之一的市场在我们这里，以后中国人自己搞芯片了，大量芯片不买美国的了。他们是很清楚的，千万别认为美国是铁板一块。

第三，一定要紧紧抓住这次中美贸易冲突所暴露出来的短板，陈司长讲得非常好，要扎扎实实补上。短板是什么？第一，我们的市场深度还不够，我们现在只有4亿人口进入到中等收入人群，实际上这个定义可能还标准高了一点。就算4亿人口，这个市场还不够大，我们14亿人口，还有10亿人口没有进入中等收入人群，还可以通过城镇化、医疗改革、户籍改革把国内市场做大，把消费做大，如果我们中等收入人群从4亿到8亿，咱们底气更足了。比如汽车消费这几个月还是不行，原因是什么？消费的群体还是不够广。短期可以给一点补贴，长期来看必须做大中等收入人群，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搞供给侧改革，需求侧也得搞。

第二个，我们的短板是哪里？我们的短板是科技，科技方面一定要办好大学。一定要给关键的少数充分、充分的激励。关键的少数，我们的海外留学人员这部分人被美国人不信任了，一定要吸引回来，各种政策都有。科技方面给他充分的激励。这部分人只要回国，就是爱国的。

最后一条，今天跟主题有关，金融行业这次也暴露短板了。新上任的易主席讲的很好，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我们一些漂在海外的上市公司回来，回来呀，一定要回来。我们改革，可以搞AB股，为什么不可以搞？探讨啊。上市交易制度一定要讲，一定要狠抓。要学习美国的优点。公安部没有专门的证券侦查部门，建议放在上海，检察院没有专门的金融检察院，建议放在上海，检察院还不专业，公安、侦查、检察到法院专门搁在上海，专门抓违规事件。如果我们自己的股市质量提高了，好公司回归了，烂公司剔除出去，交易搞得干干净净，中国的金融一定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我们的金融质量，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一定能够大幅度提高，谢谢各位！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

宋敏：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参会。我想讲几点：

第一，怎么理解贸易冲突，或者贸易战。我觉得定位还是蛮重要的，“战”就是你死我活，战争。中美之间的贸易我认为更准确的应该叫“冲突”，实际上是有利益之间的冲突，而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战争的概念。

贸易的利益冲突我觉得不可怕，实际上美国历史上跟日本、德国，跟若干个国家都打过贸易战，打完的结果就是把日本和德国变成了世界上制造业的强国。所以，外面的压力其实是给我们产业升级、制造业升级，创造了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冲突是不可怕的。大家可能也知道所谓的贸易逆差，美国这么巨大的贸易逆差，其实主要是它国内的问题，最基本的经济理论大家都知道，是它的储蓄不够，它的储蓄是低于投资的。美国再打贸易战或者是贸易冲突，也解决不了贸易逆差的问题，除非增加它的储蓄。美国利用它美元的国际化地位，以比较低的成本在全球购买这样，特别是在中国购买服务和产品。所以实际上是得益的，总体上是得益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收入不均。美国历来有个传统，把国内的政治问题国际化，每一次大选的时候，至少前几次大选都把中国拿来说事，把国内的问题国际化和政策化，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贸易冲突我觉得并不可怕，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应急课题，我们也估算了如果中国减税减到像美国这样的水平，当然它会引起整个产业上下游的调整，它有一系列的复杂的分析，但是总体对中国产业的影响是不大的，这是可以估算出来的。我们即使减到美国的水平，我觉得短期冲击是不大的，日美贸易冲突的时候有很多方法解决贸易逆差，当时日本采取的出口的限制，就是它自愿的约束出口。当然还可以增加进口，开放市场。特别是我们希望它有高科技产品进口，但是现在看来很困难，但是同时还有很多方面中国是可以开放的。我同意刚才各位讲的，特别是服务业方面的开放，包括金融，包括教育和医疗，其实中国都是短板，这些东西如果都做到位的话，我相信贸易逆差的问题其实不是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可能贸易逆差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可能牵扯到刚才几位讲的中美关系的问题，转折点的问题，大变局的问题。美国确实有一批精英，可能很早就在思考这些问题，只是现在美国各种各样的力量现在形成了一个合力，基本上与中国对抗，这个是在历史上是很少看得到的，现在两党政治包括整个社会甚至是大学也开始对中国限制。我们说贸易冲突可能是一个幌子一个工具而已，下面可能上升到科技上的冲突，可能到其它制度各方面的冲突。 现在科技方面的冲突已经开始了，从中兴通讯到华为，下面可能会到大疆。他们意识到，华为5G的技术，意识到在下一轮的科技革命可能美国不能占绝对的优势，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很心慌的，所以他们会采取一系列的我们看到的这些措施。

但是现在我觉得也有一些困难，就是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关键的核心技术掌握在手里。其实任何一个国家我相信都不可能把所有的关键的核心技术掌握在手里。因为你不可能有这么多资源，这么多人力、物力去投入。

另外，从长远来说未必是坏事，因为确实是从长远来说这么大一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也可以说是一个文明、一个大洲，我们本身确实是需要从战略的角度、安全的角度，需要一整套的比较独立的科技体系。现在是逼着我们这么走了，所以从长远来说也许今天是真正的转折点，真正的科技上的独立，我觉得从长远来说未必是坏事。但是短期来说，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从长期来说我觉得其实美国这次做这个事情，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失算了，它逼着中国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如果它在战略上选择的对，其实没必要走这条路。因为你的可以用、我的也可以用、大家都可以用，其实是最好的，但是既然要这么做我觉得未必是坏事。

第三个问题，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贸易战或者是贸易冲突，包括科技冲突，将来最大的影响就是能不能真正把这些关键的产业，包括这几个链条真正跟中国脱钩。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难的，中国现在已经是制造业产业链完备的一个国家，我很难想象能够完全把产业链分开，现在世界已经在一起了。我想最关键的是因为信息时代已经来临了，信息时代跟当年美苏冷战的时候，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我觉得很难真正变成全球两个不同的体系进行不同的运作，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几乎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美国人是逆时代的潮流在做这件事情。

 

宋   敏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鞠建东：谢谢宋院长，按照您的定义叫冲突，贸易冲突，科技也是冲突，金融冲突三个方面。我记得李稻葵教授讲，我们之前办的另外一个论坛，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大家也碰到这个问题，对于中美经贸关系怎么看？大部分人都比较乐观。现在呢？大家都觉得比较沉闷或者压抑。短时间里面，从乐观到沉闷。

下面我们讨论讨论，第一个问题还是接着李稻葵教授讲的怎么看的问题。你现在觉得怎么一下子到了冲突，甚至“战”的时候。两个月之前，觉得好像还是很乐观的，有没有可能两个月以后又弹起来了，过一段时间又向什么地方发展？甚至刚才宋教授讲的，有没有可能向金融领域，甚至向更多领域，比如区域安全发展？对于这些问题，我刚才的理解是，情绪化是非常不好的，理性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看？现在，翻烙饼会不会翻？会翻到哪儿去？

现在中美贸易的问题，我觉得要有大国风范，刚才文玲讲的大国风范，不是简单的乐观和悲观。宋院长也讲了产业链问题，现在我们面临高科技发展，高科技发展以后把世界变小了，但是恰恰利益格局复杂性出来了。原来利益很远，现在一下包括全球化以后，跨国集团好像把地球变得很小。现在华盛顿再远，亲戚朋友，过去费半天劲，跑邮局挂长途电话，不一定能通。现在在家里视频，一边喝茶都挺乐和的。怎么来的？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李稻葵教授讲的所谓道德制高点下的一些东西，但是道德制高点和你自己的民族素质，和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是分不开的。这就是我的看法。

李稻葵：建东刚刚提了非常好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的国际政治其实坦率讲比电视剧更复杂，比连续剧更加跌宕起伏。不完全一切按计划，都是若干因素导致的，更多随机因素必须考虑进去。这次我搜集了很多信息，我认为5月10号没谈成，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否认，美国的谈判团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讲？他们是律师，用律师的思维解决两国谈判的问题，用律师的语言，涉及到主权的谈判，这怎么行呢？其实谈了这么多轮，肯定有共识，否则就不谈了，谈了9轮肯定有共识。只不过文本有问题，律师有问题，这是比较技术层面的问题，不能全是大国因素。谈判团队有问题，我们下次谈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一定是有曲折的，历史总是有曲折的，电视剧还没有完，谁也不能剧透。

 

陈文玲：我要接着稻葵院长的话要说了，因为现在的信息特别大，信息大爆炸。但是很多信息都不准确。比如说松下断供，今天刚发布了，明天说是假新闻。很多是这样的假新闻，就造成波澜，又澄清假新闻。

但是我们5月15号跟美国总商会有一个小型的内部交流，现在我剧透一下，美方来的这些前高官，他们透露了一个消息，现在实际上美方很着急，说来说去说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核心一句话，希望中国能够尽早的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美国现在的心态。

中国的核心利益不会让步，国家主权不会让步，基本原则不会让步，人民群众关切的切身利益绝不会让步，中国发展的道路被打断这一点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谢谢！

宋敏：刚才几位都讲得非常好，我也同意刚才几位的观点，贸易谈判谈了九次肯定是有很多共识，要不然不会谈这么长时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是因为文本的差异、文化的差异还是工作方式的差异呢，这都不是主要的东西，我觉得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在一起，很多问题就可以再往前推动。所以，就像电视剧一样的，这个事确实是在波动的，也许我们现在是至暗时刻，现在有可能是最差的时候，有可能会峰回路转，这是刚才大家讲的，我是非常同意的。

刚才稻葵也讲了，其实美国不是铁板一块，有时候谈判谈不成，他打，我们也打，我也用“打”这个词，实际上打的过程中双方都有很大的伤害。目前来说，美国人还没有感觉到痛苦，至少目前好像还没有感觉到痛苦，一旦真正打起来，行业也好，农业也好，或者是什么消费者也好，他会感觉到痛苦。感觉到痛苦的话，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各种各样的声音会出来，刚才我说了现在形成合力是一个很难得的现象。美国历史上很难看到左中右好像都说中国不行，即使当年美苏冷战的时候还有反越战，反越战也是痛苦的不得了，经历了很多的痛苦以后才会有反越战，刚开始他们也很牛的，很快解决越共的问题，所以就是打打谈谈，这是肯定的，哪怕这次有一个协议，将来还会有冲突，甚至还有“小打”，这是刚才讲的中美关系的大变局，这个我是同意的，这个转折点。所以将来一定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但是，总的趋势我希望互相谅解，可以更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这个时间段可能会很长，但是我相信，时间在我们这边，刚才说的加强我们自己的改革，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保持耐心，the time is on our side。   

李稻葵：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也有很高的技术含量。非常、非常坦率地讲，我们的开放还有很大的空间，加入WTO的时候，当时我们是有这么一个承诺的，当然这个承诺据我了解没有定量化，我们要逐步开放市场准入的，包括汽车，包括金融，有这个承诺了。你说中国违约了？你没有时间表，没有定量化。但是时至今日，为什么刚才宋院长说美国的很多企业，很多精英，现在对中国很气愤，一个重要原因，他看到中国的市场做大了，中国自己的企业竞争力提高了，但是我们这些相关的行业还没有完全开放。咱们说，具体的汽车，汽车只有一家，只有宝马现在75%了，股权，其他都是49%或者50%、51%。汽车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自主品牌吉利、长城、广汽做的很好，这时候可以开放了。我觉得我们要更加自信。

金融服务行业也是，保险、银行、咨询等等，不是资金流动，纯粹金融服务。金融服务行业，坦率讲，我们的竞争力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了。蔡主席您是专家。你试试，看次到美国开个银行帐户，两个小时下不来。

李稻葵：咱们做个实验，你让汇丰银行来中国全资经营，它搞得过招商银行吗？我觉得招商银行的消费者服务搞得最好。美洲银行，它的顾客服务搞得不好，也许风险管理做得不错。这是银行业。保险行业，当然，我们的缺点目前资金运用没有搞好，风险控制还不够，但是保险行业的顾客服务做到极致了。

宋敏：我比较同意李稻葵的意见，我佐证一下在香港的金融服务业也好，其他的服务业也好，现在中资是做非常好的，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刚开始这些中资的证券公司、银行去的时候比较小，跟美资根本没办法同台竞争，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因为它们懂中国。李稻葵说的，我也知道，有些很有名的咨询公司，它是拿美国那套，来套中国的问题，其实是不理解中国，没有扎根于中国。这个可能也是所有外资的金融机构服务机构都有这个问题。

确实可以大胆一点，不光是金融，还有教育、医疗，这都是我们的短板。

陈文玲：我再补充一下，刚才他们几位谈得非常好。如果大国的开放，真正成为一流的大国开放，必须是高质量的开放。我们以前的开放是渐进式的开放，是局部开放，从试点开始的开放。我们走过了40年改革开放的道路，但是我们实质性的变化是加入WTO，我们真正融入世界体系，加入WTO是中国在40年发展阶段里面发展最快的，发展最好的。

但是我们现在又到了新的阶段，从高速增长阶段要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因此我们需要高质量的开放。高质量的开放有三点：

第一点，我们需要重构我们的开放格局。以前从东南沿海开始，渐次的开放。

高质量的开放，我觉得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重构我们的开放格局，以前是从东南沿海开始渐次的开放。新一轮的开放是东西互济、海陆统筹、陆海空网兵，丝绸之路并举，这样的开放，也就是开放格局重构。原来的沿边，中国一共是4万公里的边境线，有1.8万公里是海岸线，2.2万公里是边境线，先一轮的开放沿边将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和桥头堡。 比如说云南的瑞丽，它就是中缅经济走廊的起点，西双版纳默罕，它就是中老解决走廊的起点。新疆喀什，就是中巴经济走廊的起点，广西就是中国中南半岛的起点，因此原来的沿边是改革开放的末梢，现在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所以改革开放的整个的区域布局在重构，这是高质量的开放。

第二，高质量的开放需要我们引进来到走出去到学会在全球配置资源，把全球的优质资源能够为我所用。现在，我们的企业这个能力正在提高，我们现在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六年多投资了6万亿美元，我们在相关国家的贸易额接近30%，（请核）所以现在这种走出去和国家大战略的结合，我认为，在全球配置资源现在已经开始，我跟中土集团，还有中电投集团等几个大的集团公司曾经交流对话、调研，他们说，他们现在70%的业务在“一带一路”沿线。

第三个，我觉得高质量的开放，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现在已经开放的领域要补短版。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稻葵说的我们的服务已经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的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仍然是我们的短版。我们的对外开放程度不够，优质资源引进的不够，我们没有形成鲶鱼效应，把整个的水搅乱，搅乱不是搅混，是激起改革的动力。比如说，我们现在制造业的开放，实际上是早于服务业的，但是制造业在人才引进、技术引进、知识产权这些方面都还有短版。比如说，现在知识产权的保护，现在我们建立了三个知识产权的法院，有16个法庭。但是真正的这些商业秘密，商业机密等等这些，特别核心的问题，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实际上不光是美国关注的，包括日本、欧洲都关注的一些共性的问题，在服务业开放里的这些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我们个人隐私问题也还真没有解决。

我们在开放中要防风险，包括金融开放、制造业开放，也包括服务业开放，其实在有些核心的敏感的领域，我们对风险的防控，这个能力还非常薄弱。因此我觉得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的开放，是要跟国际一流企业进行竞争。跟国际社会已经成为一体了，你没有高质量的开放，就不能满足这种竞争的要求。我们现在移动支付率2017年77.2%，今年按照国际组织的最新发布的数字94.7%。卖菜的卖粮食的卖馒头的全都是移动支付。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确实开放度，创新程度很高，但是我们觉得关键是核心的东西，涉及到国际社会关注的、最关注的这些知识产权等等这些问题怎么在开放中完善他的体系。

谢谢。

鞠建东：谢谢，我们尽管有中美贸易争端，我们还有85%以上的全球市场，所以我们还可以有更广深度，更高质量的开放。

有一些朋友说的好，即使在高科技领域，美国试图孤立中国，如果我们以更高质量的开放，很有可能美国自己反而被孤立了，被孤立之后还是回到中国这个大市场来。所以我们还是很有信心，今天四位嘉宾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关于中美贸易争端，关于全球化变局中的改革与开放的讨论。

宋敏：我想最后讲一句，刚才李稻葵讲的，美国成为老大，因为他二战确实是为人类作出贡献的，牺牲了很多年轻的生命，打败了希特勒。在二战以后他也建立了全球的治理体系，包括世行，就是在他的主导下，IMF，联合国，所以他不光是在经济上实力上占第一，道义上确实也是占了第一，所以，他能够维持战后的领先的地位。

现在这两个事情，他都有可能丧失，一个是GDP，另外就是他现在在自毁长城，他自己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全球公共品，自毁长城毁掉了。如果中国如果能够把这两件事情做好，并且是站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去思考。他是站在“美国优先”的角度，这完全不在一个层次。所以，等到我们的经济实力是第一，再加上软实力也是第一，你说的那些问题，都不成问题。

鞠建东：谢谢宋院长的精彩的补充。大家知道我想说什么，鉴于时间关系，我们到5点结束，这一次这个论坛就到这结束，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四位专家给我们做的分享，也谢谢各位老师和同学参加今天论坛。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根据嘉宾现场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