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19年5月26日上午，2019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举行“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主题论坛，本场论坛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提供学术支持。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担任论坛主持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首席代表席睿德（Alfred Schipke），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张春，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程达明，蚂蚁金服研究院副院长邱明以圆桌对话的形式与观众分享了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观点。

     马骏博士首先就过去几年中国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的一系列决策进行了简短的回顾，指出2018年以来我国在稳定宏观杠杆率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也出现了监管叠加、不少民营企业违约、P2P跑路等风险问题。专家们对我国当前金融体系运行的现状、潜在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和具体的防范措施等议题进行了观点分享和讨论。

经济增长模式是金融风险的体制原因

     IMF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先生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出台了许多针对影子银行、资管行业的监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风险。而中国的特点是，其金融风险的产生与经济增长模式息息相关，GDP增长仍然是政府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信贷驱动。因此，中国需要弱化对GDP的关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另外，建立和完善银行和企业的破产机制、改进信用评级机制、开放评级市场等将有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才能分散和化解金融风险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认为，我国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控很严、金融系统较封闭，短期内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不高。但从长期发展视角来看，只有开放的金融市场才能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全球化的支持和服务。目前，我国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的障碍主要来自国内金融系统中的结构性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风险来自银行部门。目前中国的企业融资以短期贷款融资为主，造成了企业杠杆率高、企业和金融机构均承受期限错配的压力，使得风险聚集在了银行部门。而银行和影子银行产生的刚性兑付问题，最终由政府出面化解，会造成较大财政负担，将风险传导至宏观层面。为了解决聚集在银行体系内的风险，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发展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来分散和化解各环节杠杆率过高的风险。

     但是，我国当下的资本市场面临行政干预和市场规则不连续等一系列问题。在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做大做强资本市场支持经济新动能，而真正创新企业的前景是很难预测的，因而需要让市场来评判一个企业能不能持续盈利。因此，把科创板和注册制做好的前提是改变固有观念。只有做大做强资本市场，中国金融系统聚集的风险才能有效分散和化解。

经济政策应该“动中求稳”，抵御外部冲击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在缺乏全球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外部冲击可能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爆发。因此，中国需要从以往“静中求稳”的治理框架转向“动中求稳”的框架，即面临外部冲击的时候需要金融系统有足够的韧性来吸收冲击。首先，汇率要更灵活。这样即便我们不再有贸易顺差，有弹性的汇率也会作为自动稳定机制抵御部分外部冲击。其次，要开放资本账户，让国际投资人进入中国市场、增加对中国资产的配置。再次，要对货币发行机制、央行抵押品制度以及货币中介目标进行改革，这些改革是配套利率并轨以及汇率改革的必要条件。最后，要促进服务业的供给侧改革。金融稳定都是建立在经济稳定的基础上的，第一第二产业都是可贸易产品，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如果能以供给侧改革的思路释放服务业的潜力，中国的经济就更容易保持稳定。

整合地方政府平台可以降低隐性债务风险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程达明认为，当前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大约在50-60%左右，期限错配问题严重、投资回报率低，是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点。然而，程达明认为短期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会爆发。因为从微观角度来看，继续融资保持债务稳定是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任务，同时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也可以保证融资的稳定滚动，各方在保持债务稳定的核心激励下，会稳住和缓慢消化存量债务的大盘，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土地出让金和资本市场再融资两种方式。长期而言，解决城投债务问题需要通过“整合”城投平台来进行。目前每个地级市都有许多小的平台公司，其中一些处于违约边缘。把一个区域内的平台通过肥瘦搭配的方式整合，可以做大做强、提升信用等级，降低融资成本。长远来看，需要将地方公益性产业与具有自身造血能力的产业相结合，将城投平台从单一的融资功能转变为具有先进的公司治理、鲜明的地方特色、主营业务突出的地方政府运用商，能够达到地方政府债务增量减少，总量平衡，降低杠杆率的风险防范效果。

合适的监管框架和技术进步是降低金融科技风险的主要方式

蚂蚁金服研究院副院长邱明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改变了风控的理论，但在当下金融科技还不足以构成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因为它在整个金融的系统当中所占的比例还非常小。金融科技在信贷方面占的比例，全球在0.8%以下，中国在2%以下。从财富管理来讲，全球金融科技有关的财富管理大概是6000亿美元，其中有2000多亿美元是中国的货币市场基金，这与全球资产管理的规模比是非常小的比例。当然也有人认为金融科技公司应该是系统重要性机构，主要是因为金融科技公司提供了“链接”的功能。同时金融科技企业的技术属性也存在相应的风险，包括网络的风险、数据泄露的风险等等。为了应对这些风险，一方面我们需要有合适的监管框架，但最根本的还是需要通过技术的进步，用更先进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风险。

金融风险的四个来源和改革方向

马骏总结了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四类来源。第一类是宏观政策问题，例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太宽松会造成债务高企，杠杆率上升，从而成为金融风险的来源。第二类是外部冲击，比如贸易冲突。应对这类冲击，我们需要有一个弹性较强的汇率制度，因为灵活的汇率可以成为国际收支和实体经济活动的一个自动稳定器，从而达到“动中求稳”的均衡。第三类是内部体制机制问题。比如，我国将GDP增长设为政府的主要目标，地方层层将目标加码会使得地方政府有过度负债的冲动。第四类是监管真空和监管能力缺失，导致无法识别和管理部分风险，P2P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总体而言，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需要改革宏观经济的管理模式，淡化GDP增长目标、提升内需尤其是服务需求在经济中的比重，强化金融监管能力和监管的协调性，用市场化理念发展直接融资市场，采用Regtech来提升监管能力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