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结构迅速变化，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冠疫情的爆发凸显了全球治理结构的混乱和不足，变局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本次全球金融论坛的第二场全体大会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讲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教授担任主持。

鞠建东提到，当前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每一年变局的内容都有所差异。四年前我们提到的大变局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三年前的大变局是迎来了全球大国竞争的时代，去年的变局是遭遇了百年未遇的疫情，而当前我们需要着眼碳中和及气候变化问题。在当前国际力量交替调整的时刻，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之际，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当前，推进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是大势所趋。

图为鞠建东

围绕“变局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发表了主旨演讲，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就此主题分享了观点并与朱民院长展开讨论。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十分落后，需建立以G20为中心的全球政治领导力

图为朱民

朱民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变局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首先，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表明70年前构建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制是严重落后于时代的。疫情发生后，全球缺少协调合作，发展中国家的融资困难问题突出，疫苗的研发、制造和配送方面也存在大量问题。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囤积了数倍于其人口的疫苗，另一方面某些发展中国家疫苗的注射率却低于1%。但病毒无国界，这个状况必须被改变，虽然疫情具有突发性，但它暴露了我们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缺陷。

 其次，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已经远远落后于全球经济的现实和需要，它已不能为全球经济发展和变化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也不能反应当下世界经济金融实力的变化。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是1945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1945-2020年，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前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经济最主要的推动力，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却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另一方面，70年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早已不能覆盖新的挑战，如气候变化、碳中和、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网络安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和对金融科技的全球监管等问题。

 第三个大的问题是我们要构建以G20为中心的全球治理的政治领导力。1945年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基本上是以G7国家为主的全球政治领导力，它已不能代表当前全球经济领域的新力量。2008年全球危机催生了G20集团的诞生，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当前的G20缺乏常设机构来研究、建议和落实G20的政治决策。所以我们在考虑改革和构建全球新的治理机制，覆盖和迎接新的主要挑战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时，需要考虑顶层设计，就是构建G20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顶层领导力。把它的功能、地位、落实能力都具体化，把G20建成一个真正的代表全球经济金融的政治力量。

 全球治理机制重在落实，需多国合作发挥G20调和作用

图为陆克文

陆克文表示，首先，由于当前的大量社会和经济活动都是跨境的，所以全球治理体系非常重要。其次，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理论上来看都不差，比如世卫组织的宗旨和联合国公约等等都写得很清楚，但我们缺乏的是执行机制来让它们动起来，把作用发挥到实处，使这些机制具有可操作性。所以，陆克文认为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中最好的就是G20。虽然目前我们仍有世卫组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些国际组织，但这些组织中的政治领导力是缺乏的。

让G20成为真正具有全球治理能力的机构是有难度的，因为在G20的框架当中，需要不同的国家之间实现一致性。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需要华盛顿、北京和布鲁塞尔都投入其中。对未来经济、贸易、疫情和气候等问题的治理都需要中美欧这些全球主要力量的合作。要让G20成为集合了大家的政治资本的一个多功能多边机制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而传统的多边主义和单纯的双边主义都是行不通的，所以我强调像G20这样中庸的第三种选择。

G20确实可以打造成一个全球的经济中心去发挥调和作用，具体可以从两方面发力：一是改变轮值机制，例如在苏伊士或者是新加坡建立G20常设秘书处；二是把公报调整为决策机制，让其它国际组织来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