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非常感谢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论坛，刚才听了前面的发言特别有启发，下面我来分享一下我的PPT。

我要讲的内容是中美创新竞争的问题。前面朱行长和Michael Spence的讨论中讲到了当前可能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越来越有限，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提到了创新。两周前我在纽约的时候和Michael Spence和艾利森有一个对话，也是涉及到创新的问题。以这个作为主题谈一下当前中美竞争与合作，未来如何有效进行管理。我从四个方面：

第一，简要的介绍。第二个介绍一下大的背景，第三提出一个框架怎么解决。另外也想对各位线上的中外听众，我的PPT英文准备的，我用中文讲。

前面朱行长和Michael Spence讲了，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动力，当然创新的竞争也是变得越来越激烈。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近哈佛肯尼迪学院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出了一个报告叫The Great Tech Rivalry：China-U.S，中国的迅速上升已经在挑战美国在科技方面占有的决定优势地位，这引起了美国人的高度重视。我想可以看到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很有可能中美科技的竞争，如果管理得好，我想全球经济仍然会从技术创新中受益匪浅，像朱行长和民Michael对话讲到的，如果弄不好有可能有负面的影响，甚至于有非常糟糕的后果。

过去这几年中美科技创新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里面，科技取得了巨大进步，国际科技论文发表跟美国是不相上下，我们数量上还多一些。我们在专利申请各方面也是全世界排第一的。按照艾利森的报告，中国在一些关乎21世纪的重要的、基础性的前沿领域，是美国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这里面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5G通讯、半导体技术、生物科学和绿色能源，等等这些方面。这个报告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这个进步是怎么取得的？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们了解中国科技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改革开放。中国从1985年开始对于中国的科技体制进行了多轮改革，同时中国也是加强国际合作，跟我们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完全一致的。这里面有几个图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讲的开放，中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论文的比例不断上升。中国购买专利的费用，（图中）红线是中国的，实际上是在逐年增长，目前仅仅次于美国，可以说我们取得的科技进步成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的巨大红利。

但是另外一点，中国的创新能力其实仍然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看到很多国外的研究目前把中国说得非常强大，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是有意无意把我们不足的地方说得不够的。举个例子，刚才讲到的论文发表，中国确实是量非常大，但是在全球顶尖的1%的发表论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中美的差距还是非常大，这个是美国，这个是中国，这中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另外一点，大家知道我们有很多卡脖子技术，半导体领域中国是每年贸易逆差非常大的，而且现在中国想要进口一些高端的芯片也是进口不了，应该说中国在科技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跟美国到底是朋友、竞争者还是敌人？应该说在过去这些年，我们从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在科技领域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最近这些年在高科技领域变成竞争者，但是现在可能美国有一些人把中国看成是敌人了。像刚才张宇燕老师讲的，现在觉得需要跟中国进行“负和博弈”了，从特朗普上台以后，从出口管制，从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包括对于中国很多公司列入所谓实体清单等等，包括对于美国华裔教授的调查等等。可以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限制和阻碍中美科技创新领域合作和交流。

刚才我说是“负和博弈”，从时间点来说是最糟糕的。恰恰由于过去这些年我们取得的成就，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可以说现在正是中国能够提供更多贡献的时候，不管是对全球知识的创造，包括对于新产品、新技术的供给，中国都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这里有几个数据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全球知识生产、全球创新方面，美国的限制的确是于己不利，于全球不利。我们看看中美的科技合作，这个例子是在生命科学领域，生物医学领域。左边蓝色的是美国的发表论文总数，红色的是中国论文总数，但是中美合作的论文占到美国的10%，占到中国的将近12%，中美合作占各自的比例都很高。在不同的领域，比如在电机工程领域，中美合作占美国发表论文的30%，比例更高。在人工智能领域同样也是很高，占到美国的18%。换句话说中美实际上在科技领域里面的合作是非常深入的，限制这种合作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当然对全球也不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下一步如何有效地管理中美科技方面的竞争？竞争现在是一个事实。应该说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其实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在中美科技领域有一个管理竞争框架。我用两个象限归纳一下，一个象限是科技的进步会对你的国防能力和经济能力的加强。第二个象限创新是对国防有帮助的，但是对于经济帮助不大。其实这个已经有现成的，大家知道冷战的时候有一个“巴统协议”，后来被《瓦森纳协议》替代，其实这个限制仍然存在，实际上目前已经存在了。另外一个主要对经济上的有用技术，WTO、TRIPS和商会也有一套管制的规则，目前大家觉得不太清楚的是所谓Q3领域，这个领域对经济有帮助，也有可能对国防领域有帮助，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类似于人工智能等等。这个领域可能也是目前各方比较关注的。对这个领域的技术机构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前段时间也有一些学者做了研究，我原来在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老师去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也是同样的想法，一方面分成两个象限，一个象限是风险，越往上风险越大，越往下的风险小。另外是社会收益越往这边越大，分成几个象限，去分门别类地进行处理。当然实际操作起来应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都是想说在中美竞争的情况下，包括拜登继续对中美科技的限制、打压，其实对谁都是不利的，应该要找到一个更加合理的框架去进行有效的管理。

下面我们需要做什么？首先，要重新建立在多方面的对话渠道。这里包括政府层面，包括在议会层面，包括智库、研究机构、高校。我曾经在2010年到16年参加了中美创新对话，我作为中方组长。当时的对话就是涉及到中方在科技竞争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话和分析的方式找到一些解决办法，我觉得今天这个仍然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目前没有这样的平台。

第二，有一个管理中美科技方面的竞争，我们可以参考前面的。

第三，要建立一个竞争的边界，尽最大可能降低由于科技竞争对全球带来的负面影响，尽量减少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为大家知道目前全球价值链，刚才Michael Spence也谈到了，大家都希望能够去加强自己的韧性，来避免各种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包括传染病，但是另外一点也包括来降低由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原因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应该也需要建立这样的一个边界。

另外一点，应该采取措施去怎么样降低目前的这种不信任，去重新建立信心。像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这些方面原来就有非常多的合作，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保证我们能够去往新的方向走。

另外一点，特别要关注的像人工智能，还有很多其它的新兴技术，这些技术如果管理不当都可能带来各种风险，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事情，是需要全球治理的有效方式，中美两国作为两个科技大国应该有责任共同合作，建立这样的治理框架，为人类的福祉提供保障。

我的发言就到这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