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浙江杭州盛大开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带来了“中国金融发展的若干问题”主题分享。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大家养成了非常好的思维逻辑，就是所有的金融问题先看经济。会议确认了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很重要的原因是收入上不去。”李扬说。

再看一些数字，首先是宏观杠杆率。最近几年宏观杠杆率上升得比较快，尤其是去年。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解，认为宏观杠杆率上升意味着金融风险上升，觉得不好。但是仔细分析结构，杠杆率是分子和分母的商，分子是债务。如果我们算的是企业杠杆率，分母应该是企业的权益；如果算的是居民杠杆率，分母应当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如果算政府，分母就是政府的财政支出；如果算整个社会的，那么分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

“这样一个杠杆率上升可以由分子变化引发，也可以由分母变化引发。但遗憾地告诉大家，这次杠杆率的上升是分母变化引发的，也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李扬表示。

再看居民情况，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上升非常快，在2020年已经超过了德国、日本。但上升不是因为居民愿意借钱，而是因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得很快。

“存贷差，也是最近几年讨论很多的问题。居民存款上升很快，贷款上升很平缓。对于实体部门来说，货币和信用谁更重要呢？肯定是信用更重要。货币只有变成了贷款、变成了债务、变成了发行的企业债等，它才能够成为信用。现实情况是大量的货币没有变成信用。”李扬认为，对此有三种解释：一是银行过去的主业是贷款，但最近几年倾向于买债，不太愿意发放贷款；二是影子银行逐渐消失；三是大量的金融活动，特别是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活动回归银行。

再看企业杠杆率，在波动中上升，但是被动上升。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包括贷款、企业债券、总债务都在下降，企业不借钱也不发债。这是当下最需要克服、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而综上杠杆率的变化，均值得我们警惕，特别值得深挖杠杆率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实体经济的原因。企业存款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

“现在所有的数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整个货币供应也许是不少的，但信用供应绝对是萎缩的，而信用供应萎缩有实体经济的原因，也有金融部门的原因。尽管货币政策是较为积极的，但实体经济融资意愿不足，压制了金融杠杆率的上升。”李扬认为，金融杠杆率未来仍将呈现基本稳定的状态，短期内也可能由于经济恢复较慢再次上升，但长期看不会有趋势性上升。

“政府杠杆率也上升得很快。中国政府债券市场目前世界第二，跟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是以主权债（中央政府的债）为主。主权债在一个司法体系内是无风险的，而我们地方债是有风险的，而且不只有市场风险，还有信用风险。因此针对这样的政府债务结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建立政府债务管理机制讲了四条，第一条就是要防止地方债出问题，要管好地方政府的债。”李扬说。

同时他特别提醒，不要看到杠杆率上升，就不假思索认为情况不好，还要看背后变化的原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目前看没有更加积极有效，这是需要我们接下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从中央政府来看，如果年终不再调整预算，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与去年应当基本一致，这给整个宏观调控提出了调整。

李扬还提到，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不能太多地依赖金融手段，也不能太多地依赖财政手段，要靠改革、要靠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