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炼以《新形势下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格局变化》为题发表观点，指出当前关税政策对国际贸易投资体系产生冲击，对于未来国际贸易投资格局走势提出三点 “再平衡”思考：一是贸易投资中的成本效益再平衡。全球南方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贸易投资中的机遇和占比有望提升，而美国制造业回流难度较大；二是全球贸易再平衡，将推动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需聚焦本国储蓄、消费、投资等领域的协调发展，指望别国调整而自身不解决结构问题难以实现可持续的贸易平衡；三是货币再平衡，促使世界货币体系向多元包容方向演进，表现为新兴市场货币跨境清算作用提高、加密数字货币在服务跨境贸易投资中的探索，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SDR 功能提升三大趋势。

    李楠基于《世界投资报告》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高峰期投资与贸易高速增长后，国际投资在金融危机后增长长期停滞，疫情后在地缘政治、保护主义等因素作用下连续三年下降。从政策层面，2020年以后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及投资限制性政策大幅增长，在关键产业领域保护性、投资审查措施显著增加，而发展中国家更多采取了投资便利化等开放性措施；南南贸易额呈增长趋势，但存在转口贸易驱动的复杂性，例如中国与美国直接贸易减少、越南等第三方贸易增长。可持续发展相关领域投资大幅下降，如农业、基础设施和水资源等领域下降近 30%，项目融资萎缩严重。贸易与投资的驱动力和决定性因素有所变化，在传统的经济效益效率、产业链成本的基础上，对产业链多元化、地缘政治、安全性的考量增加，导致不确定性、风险管理成本增加，投资意愿下降。单边贸易壁垒和关税的不确定性导致国际贸易秩序破坏、碎片化的挑战。2025 年《世界投资报告》以“数字经济的国际投资”为主题，即将在6月底发布，除了对全球投资趋势分析，也聚焦数字经济这一快速增长的领域（年增长 10-12%）。在全球化发展失衡、不平等加剧的时代，数字经济更需以包容性政策来推动数智时代的均衡发展，消除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红利。

    马歇尔·米尔斯指出，当前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抑制企业投资，削弱供应链效率。他认为，贸易紧张局势和不确定性正在削弱全球经济活动与创新能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型测算，这类政策对所有主要经济体都产生了负面影响。米尔斯呼吁各国政府采取建设性方式，推动化解贸易紧张局势。

    他还就中国的应对措施提出了具体建议：在短期内，应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以提振内需，并通过扩大社保覆盖来缓冲外部冲击。同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继续支持需求增长，增强银行业的韧性。中期来看，财政政策还应支持房地产领域的调整。长期而言，应推动结构性改革，包括完善社保体系、改善社保缴费体系、减少对产业政策的依赖，从而激发市场活力、提高生产效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能。

    崔丽在发言中指出，中兴通讯作为经历全球化进程的企业，深切感受到当前新形势下数字空间主权争夺及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可持续发展压力，认为企业需从五方面应对挑战：一是强化产品力，以客户无法拒绝的竞争力构建优势；二是打造长期 “护城河”，如中兴通讯持续 30 余年保持近 20% 营收占比的研发投入（去年达 250 亿元），在长赛道积累核心竞争力；三是推动组织进化，通过数字化转型向生物型组织升级，强化合规免疫力、供应链韧性、响应弹性及外部资源链接能力；四是注重轻资产与核心竞争力平衡，以生态圈合作补短板；五是聚焦可持续发展，依托数字基础设施推动技术外溢与中国智慧输出，赋能全球数字经济。

    田轩在论坛总结发言中指出，四位嘉宾的分享勾勒出 “宏观格局重构 - 政策工具创新 - 企业微观实践” 的完整逻辑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贸易投资应以 “多边协作破局保护主义、数字经济重塑增长动能、区域协同增强韧性” 为发展方向，中国更需在开放与自主创新中精准定位，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