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拉特·克里姆别托夫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高度不确定性中，这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极大挑战。曾经被广泛接受的经济规则和理论如今不再适用，未来图景尚不清晰。他指出，当前的形势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初期。此外，国际争端的处理方式也日益趋向商业化，更像是企业间的谈判，而非国家间的战略协商，使得全球互动逐渐演变为一种以交易为导向的关系。尽管面临种种挑战，他认为，全球格局正在逐步向区域化演变，这一趋势有可能为中亚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一背景下，各国应本着理解与尊重的态度开展建设性对话，认清彼此在动机与战略视角上的差异，从而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稳定与合作的可能。

  欧阳卫民强调推进全球化、一体化的重要性、必要性。他指出当前“碎片化”现象是全球化过程中一股逆流。由于认知偏差、地缘政治、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导致全球经济联系有意削弱、技术强制脱钩、要素流动人为限制，进而形成多个相对独立的经济集团或片区。其中认知偏差与碎片化尤为密切，比如，对贸易不平衡、关税利弊和全球产业布局形成等问题误解。他建议学界和智库深入研究，纠正这些认知偏差。他呼吁坚定全球化信念，强化技术创新与国际合作，推动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促进政策协调与沟通。同时应具底线思维，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在斗争中不断自强，以内在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实现国内、外经济长期稳定与繁荣。

  鲍里斯·武伊契奇分析了全球经济碎片化的历史沿革与现实影响。他指出，作为全球化的常用指标之一，全球贸易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经历了几个明显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上升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急剧下降、二战后的复苏以及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停滞。他强调，碎片化不仅削弱了全球价值链的效率，也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拖累。从长期来看，碎片化可能导致资源错配、生产率受阻，并助长通胀压力。然而，他也指出，人口结构变化、低碳转型、国防支出和技术创新等更广泛的因素也将在通胀动态中发挥作用。他呼吁政策制定者以动态平衡的综合性视角，审慎考量经济碎片化进程的多维复杂性及其深远影响。

  鲁里埃尔·罗比尼表示，全球化退潮的迹象早有显现，而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与保护主义立场加剧了这一趋势。尽管近期美中贸易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深层次的结构性冲突仍然存在。同时，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使各国的优先事项从追求经济效率转向保障经济安全，促使各国重新评估对外依赖程度，转而采取更加内向型的政策。这一转变引发了对全球化核心支柱的全面反思，包括贸易、技术转移、资本流动和劳动力迁移。为了缓解碎片化带来的风险，他呼吁加强多边合作，除了传统贸易领域外，全球还需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及疫情防范等方面深化协作。他还建议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推动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的跨国合作，并建立新的全球公共领域治理框架，涵盖外太空、北极和深海资源等关键区域，这些措施旨在避免零和博弈，维护在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的全球秩序。

  张晓燕作总结发言。她表示，当前地缘政治、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导致全球经济合作受阻，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碎片化的关键路径。无论是应对贸易摩擦、供应链重组，还是技术竞争与货币体系的演变，国家间唯有加强对话、重塑合作机制，才能推动全球经济稳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