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赫泰万·冈包勒德详细阐述了蒙古国在应对债务危机方面的实践经验。他提到，蒙古作为一个资源依赖型经济体，2016年蒙古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一度高达90%，引发了国际市场的担忧。

为应对这一危机，蒙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首先是通过立法设定“外债占GDP比例不得超过88%”的硬性上限，这一举措为财政纪律奠定了法律基础；其次是建立透明化的债务披露机制，自2010年起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每季度公布涵盖政府、央行及私营部门的完整外债数据，这一做法提升了市场信心。此外，蒙古还积极拓展国际合作，包括与中国签署了150亿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并通过发行国债进行债务再融资，有效优化了债务结构。所筹集资金也精准投入教育、医疗等民生项目，切实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经济的内生动力。冈包勒德强调，这些措施不仅将政府债务占比降至60%，更将蒙古的主权信用评级提升至B+级，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小国也能实现债务可持续"的典型范例。他指出，严格的财政纪律、透明的信息披露和国际合作是新兴市场应对债务危机的三大关键要素。

梁荣在发言伊始指出，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债务水平实际上在疫情之前便已持续攀升，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2022年通胀的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二者导致家庭和企业收入受到冲击、成本不断上升，最终促使部分群体积累了更多债务。同时，各国政府为缓解这些冲击而推出的刺激政策也推高了公共债务水平。债务的积累广泛存在于企业、家庭和政府层面，并普遍出现在不同国家之中。

就泰国而言，尽管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与可比国家基本持平，但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为此，泰国已采取多项措施，如 “审慎借贷计划” 和债务整合方案等举措，以确保家庭债务有序降低。

梁荣同时指出，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未来实现“良性去杠杆”仍面临诸多挑战，跨期权衡和“逆风策略”的实施将更加困难。此外，各项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可能不同于以往模式，使政策协调与评估更为复杂。关于债务减免与防范道德风险之间的平衡，梁荣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救急不救贫”，强调应通过此类原则兼顾金融体系的稳定与诚信。

张礼卿指出，当前全球债务形势严峻。他指出，自2020年疫情以后，全球债务水平总体呈现持续上升态势，2024年达到创纪录的318万亿美元。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方面，债务总额超过105万亿美元，也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实际融资成本已达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金融脆弱性显著上升。受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冲击、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发达国家国际开发援助减少等因素的影响，新兴市场经济债务风险正在显著上升。大约15%的低收入国家已陷入债务困境，另有45%的国家面临陷入债务困境的高风险。

张礼卿提出了几点应对建议。一是国际社会应积极努力，尽快恢复国际贸易正常秩序，并且继续推进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变革；二是充分发挥G20政策对话机制的作用，努力保持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三是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大规模增加SDR分配，以便解决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流动性困难；四是努力完善全球主权债务重组和减免机制，多渠道减轻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五是创新主权债务危机解决途径，将债务减免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挂钩，以债务减免换取增加气候投资；六是新兴市场国家需做出积极政策应对，包括推动结构性改革、实施稳健财政政策并努力改善投资营商环境，鼓励更多的私人资本流入。他强调，新兴市场国家应深化南南合作，例如扩大人民币互换协议和鼓励发行“熊猫债”。同时，亚洲地区可积极探索将“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升级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可能性，以增强本地区的金融风险抵御能力。最后，他呼吁建立更公平、更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从根本上解决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务问题。

罗曼·诺沃日洛夫分享了新开发银行在推动可持续发展融资方面的创新实践。作为首个完全由新兴市场国家发起设立的多边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自成立之初就确立了"由南南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

新开发银行确立了三大创新方向：首先是融资模式创新，目前已有18%的贷款为人民币贷款，显著降低了汇率风险；其次是项目筛选创新，重点支持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符合环保要求的"双赢"项目；第三是合作模式创新，通过简化流程、尊重国别体系，让更多发展中国家获得急需的发展资金。诺沃日洛夫以巴西的清洁能源项目为例，展示了如何通过人民币融资促进南南技术合作。他提到，新开发银行正与成员国密切合作，开发更适合新兴市场特点的ESG标准。

展望未来，诺沃日洛夫表示该行将继续扩大本币融资比例，并将更多资源投向气候适应和能源转型领域。他强调，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公平、包容的国际金融体系基础上，而这正是新开发银行的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