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指出，金融科技经历了电子化金融1.0、互联网金融2.0阶段，当前正在发展的是产业互联网金融3.0，其在产业中的应用不断深化。黄奇帆认为以产业互联网为基础的金融科技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关键。黄奇帆指出产业链集群既包括制造业的上中下游，还包括与制造业强相关的十大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上的研究开发，产业链上底层技术开发，检验检测及市场准入服务，物流配送服务、金融服务，数字化赋能服务，绿色低碳服务，采购、销售等贸易服务，专利、品牌、广告等服务，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各种咨询及第三方服务），形成制造业加生产性服务业“1+10”的产业链集群。产业互联网就是要把这“1+10”的产业链集群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通信技术形成的数字化平台“一网打尽”全覆盖。黄奇帆最后强调产业互联网能带来价值叠加和形成多种经济功能中心的作用，不仅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是金融科技的核心基础设施。

马蔚华对政府引导基金如何发挥自身作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进行了深入探讨。2024年我国的科技成果转换率已经达到约35%，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马蔚华认为差距产生的原因如下。第一，创新链与资金链的阶段性断链。早期VC（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较少，高科技项目早期风险较大，导致从基础研究到中试阶段，中国早期项目融资额在整个风险投资总额中的占比只有不到6%。第二，估值认知偏离。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金融的主导思想是债性的思想，而高科技是轻资产的形式，因此满足不了银行抵押担保的要求。而且投资机构过多关注商业价值，较少关注企业的技术价值。第三，政策目标与市场行为相悖，比如重点考察专利数目而非专利转化率，导致专利很多，但是转化为成果的很少。第四，容错机制与风险追责不相容，“投早投小”风险很大，但目前没有宽容的容错机制。马蔚华认为随着中央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政府引导基金应起到组织协调资金的作用，在动员、引导社会资源投入科技企业，建立风险管理机制方面起到引领作用。

倪泽望就创新投资模式助力初创科技企业跨越“死亡谷”，实现从实验室到产业做了深入分析。倪泽望认为创投行业当前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化。第一，国家对创业投资的重视前所未有。第二，行业募资投资艰难。IPO收紧导致创投机构退出通道受限，创投机构陷入被动和困境。第三，人工智能时代下创投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看到近两年半导体、人工智能等行业投资仍然增长。面对当前创投行业的境遇，国家鼓励资本要有耐心，但目前创投行业赚钱效益不明显，多数2015年以来成立的基金的回本率（DPI）小于0.5，示范效果不佳。倪泽望认为要营造创投行业赚钱效应。第一，在政策上进行调整，如政策上降低税负、及时兑现减持等。第二，鼓励和支持更多长期资本进入创投行业，包括社保基金、保险资金、企业年金等。第三，在国有基金考核和问责方面予以更大的宽松，这样才能鼓励更多长期资金作为LP进入创投行业。

邱达根以香港在上游研发、人才引进、制度创新三方面举措为例，介绍制度创新助力科技金融。在上游研发方面，香港政府投入一百亿元，使大学研究走向产品化、商业化。在人才引进方面，通过政策将科技领域里的顶尖人才、科学家引到香港。在制度创新方面，香港在金融科技领域如Web3、数字资产进行制度创新，推动稳定币法案以及其他金融科技、数字资产相关法律的通过，促进整个金融系统的创新改革，使得科技创新企业在未来金融竞争和国际化中领先。

金融机构如何和科技企业深度合作是科创金融面临的一大难点，郭健结合IDEA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低空经济的前沿技术生态研发与产业化发表了看法。郭健指出中国正在越来越多的科技领域从追赶型研发转向领跑型研发，而开拓性创新具有研发难度高、周期长、不确定性大的特点，初创科技企业对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有强烈需求。识别和控制风险是金融的核心要素，他强调加快运用人工智能、合成数据、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提升金融机构风控能力，以科技来创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投融资模式，引导更多优质资金去帮助优质初创科技企业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科技类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所遇困难日益凸显，究其本质仍属风险管理机制建设滞后所致。贾燕菁围绕该话题进行了分享。贾燕菁归纳了现阶段科创企业的痛点：害怕出险、研发与创新的不确定性、多维度资信体系建设未完善。面对这些痛点，贾燕菁提出三位一体的风险防控策略框架。首先是智能化基础设施部署，以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技术可以很好地发挥风险管理作用；其次是数据资产的价值重构，企业丰富和庞大数据的有效积累，有助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再者是科创企业专利知识产权的有效沉淀，对破解金融机构对科技型轻资产企业的估值难题，提供了更丰富有力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