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海内外瞩目的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进行到第三天，一场汇聚全球知名学术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专家的学术分会在清华大学举行，主题为“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市场改革与中国经济”。这场分论坛虽未对媒体开放，但发布和研讨的是一系列全球顶级的研究成果，涉及发展中国家的FDI（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抉择、美国QE政策调整影响、利率机制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与风险等。这场分论坛在金融研究领域开创了一个新的top top交流机制，对于学术界和政策界都有重要意义。

       美联储（达拉斯）高级经济学家兼政策顾问王健博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金融学副教授余剑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助理教授张际、香港金融研究中心高级主管陈红一、香港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红林等分别发布或参评了研究成果。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达拉斯联储、纽约联储、布鲁金斯学会、康奈尔大学等学术机构，以及美国Moody’s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学者和专家参加了现场交流。论坛吸引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北京大学、上海高等金融研究院等兄弟院校的广大师生与会。

      主持人王健博士首先做了标题为“融资约束对外国直接投资与厂商生产力水平的影响”的学术讲座，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在融资约束的环境下的FDI政策抉择，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尤其有借鉴意义。其理论模型基于在特定的情境下，企业对FDI的需求。企业的建立和运行需要固定投资，当企业的生产力达不到一个阈值时，就需要FDI资助。FDI对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力有积极作用，而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企业，FDI企业不太受融资约束的影响。在现实中，生产力越高的企业，FDI的投资便越小。王博士的政策建议是，发展中国家不必阻止FDI的进入，但可以通过改善本国资本市场来降低本国企业的融资成本，使自身能更有利于高生产力企业的发展。另一个政策建议是，FDI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国家的FDI过高也许是本国资本市场不发达所导致。因此，“当FDI下降时，如果采取吸引FDI的政策，可能会导致资源流向低生产力的企业”，王博士说。

      这篇文章的合作者包括了知名的华人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魏尚进，还包括美国北达科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王晓。作为上述研究成果的评论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金融学副教授余剑峰表示，“王博士的论文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目前国家金融改革的积极意义，所研究的问题重要、数据新颖”。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助理教授张际发布的题为“美国货币政策和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的影响”的学术论文，对QE政策的影响有深入的研究。这篇学术论文运用了Bernanke（伯南克）于2005年在QJE文章上使用的Factor-Augmented VAR（FAVER，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方法，对研究中美经济之间的政策传导有重要创新。文章的合作者包括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周皓，还包括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助理教授贺威。香港金融研究中心高级主管陈红一指出，“这篇论文的研究发现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其实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大”。当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中国股市会有负面反应，可能是由于资金回流美国股市。当美国的利率下降时，中国的利率的反应是也会下降，而且对中国的房地产投资是利好消息。

      最后发布的是香港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红林、香港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何东以及研究员余向荣合作的“中国利率的决定：过去、现在和未来”，其研究背景是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中国特有的利率双轨制。研究认为，“借款利率在市场化以后并没有太多的提高，这对中国的投资型经济是个利好消息”。

      在随后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与风险”的政策研讨中，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联储前副主席Donald KOHN，美联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副行长、全球化与货币政策研究所所长Mark WYNNE，以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夏等专家各抒己见。

      KOHN认为市场明显存在非理性行为在适当情况下需要政府引导，“但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同样会产生价格扭曲，寻租等问题”。KOHN希望国际市场上能有更多的自由资本流动和市场化的利率，而且这些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样重要。美国是一个资本进口国，而且杠杆率较高，为了避免金融风险，KOHN希望美国的金融界能够提供更多的安全的金融工具。此外，KOHN认为有大量资本流入的国家有必要建立一个可靠的金融系统。
      
      KOHN在回答现场提问时表示，“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元在国际的重要地位不会明显下降，人民币的重要性在将来会逐步提高”。

      WYNNE做了题为“金融危机中的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政策讲座。WYNNE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从美国的数据分析，美国的境外债务越多，它的房地产投资就越多。因此，WYNNE认为，“在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国家的宏观政策制定变得复杂，要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视宏观政策对本国经济目标的实现”。

      金中夏所长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有其益处，但是也存在两种风险”。一种是资本流动方向和数量上的不确定性，另一种是收支平很上结构性的扭曲。以中国为例，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最近接近GDP的2%，中国的资本账户也是盈余，“这和中国的高储蓄率和汇率管制有关”。